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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访谈:追寻国际教育援助的可持续性意义
[ 编辑:admin | 时间:2013/1/22 10:34:00 | 浏览:881次 ]
  访谈嘉宾: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李瑾瑜

  中欧甘肃基础教育项目中方负责人 白克利

  甘肃省康县教育局副局长  李江民

  甘肃省会宁县教育局副局长  汪自仁

  随着中国国际交往与交流的不断扩大和深入,许多国家、国际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的教育发展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国际教育援助项目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西部贫困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也越来越多地开展起来。积极利用国际项目的力量,发挥外援优势,激活区域教育资源,并结合本土实际进行创新与发展,是促进西部教育实现区域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力量。

  在近年来西部地区的国际教育项目中,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中欧甘肃基础教育项目、中英西南基础教育项目,以及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国际发展计划署等援助的教育项目,产生了重大而广泛的影响,为农村和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积累了新经验,开辟了新途径。这些项目对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的可持续性意义也值得进一步关注。

  在国际教育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实现的是新思想、制度、理念、方法的本土化及贫困地区教育中的当地人和当事人的能力建设

  记者:国际教育援助项目对于推动西部地区教育发展具有什么意义?

  李瑾瑜:国际教育扶贫项目作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智力支持和能力建设的行动体现,其根本意图是增强贫困地区教育机构的能力,开发贫困地区的教育人力。可以说,每一个项目的实施,犹如“打开一扇窗户”,让外面的人看到里面,让里面的人看到外面;也犹如“打开一扇门”,让里面的人走出来,外面的人走进去。正是在这个双向交流的过程中,实现新的思想、制度、理念、方法的本土化,更实现着贫困地区教育中的当地人和当事人的能力建设。这也是国际教育援助项目的积极意义所在。

  白克利:甘肃是我国西部地区发展中省份之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基础教育的发展任重道远。在发展基础教育的征程中,甘肃人除了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的同时,还积极利用国外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发展自己的事业。近十年来甘肃省实施的中欧项目、中英项目,就是两个重要的典型。这些项目注重对实施素质教育的人力资源进行开发,把主要的资金用于教师专业发展、校长能力开发、教育管理人员水平提高和贫困生资助上;突出教师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能力的培养,建立以教师学习资源中心为平台,以教师自主学习为主体、以学区教研活动为支撑、以信息资源为支持的校本培训体系。特别是在利用信息技术,创建农村教师学习型组织,开展校本培训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初步建立起了一个低成本、高效益、可持续的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新体系,建立起了一个适应农村中小学教师需要的,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农村教师继续教育的长效机制。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不仅使项目县的农村和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确发生了重大的、深层次的变化,项目产生的新思想、方法等也带动了甘肃基础教育的整体发展。

       国际教育项目的实施,不仅给予了我们资金、设备上的大力支持,更重要的是给予了理念上、方法上的启迪


  记者:这些国际教育援助项目的实施给当地教育带来了哪些显著的变化?

  李江民:2003年,中欧甘肃基础教育项目在我县启动。项目的实施改变了教师的教育观念和教学行为,提升了教师自主学习和专业发展的能力,教师的课堂教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解决了校长和教师不脱产、不离岗、不出门就能享受不间断、优质的教育资源及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发展的问题。项目不仅帮助我县在2007年顺利通过了“普九达标”验收,也为我县实施素质教育,推进新课程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走出了一条适合农村贫困地区实际、促进农村基础教育健康发展的新路子。

  汪自仁:项目的实施,不仅给予我们资金、设备上的大力支持,更重要的是给予理念上、方法上的启迪。教师的专业成长离不开校长的支持和帮助,学生快乐的学习离不开校长的关心和努力,国际教育项目把校长的培训,提高校长的能力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项目实施前,农村学校的管理处于一种粗放型、经验型,甚至是家长式的管理状态,校长的思想传统、封闭,信息闭塞。项目的培训使校长的管理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尤其是校长是项目的实施者,亲历了过程,享受了成果,学会了管理。大多数校长反映,对于校长的工作要进一步认识,感觉到自己的担子和责任,办好一所学校,不仅需要上级部门的支持,更要靠校长自己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要靠社区的帮助和全体教师学生的努力。

  国际教育扶贫项目对贫困地区教育的意义,不仅表现在项目实施所产生的当下的、直接的价值,更要关注其可持续性影响

  记者:的确,国际教育扶贫项目确实对贫困地区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但有一个普遍的值得我们非常重视和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许多国际教育扶贫项目在执行期间轰轰烈烈,成效显著,但项目终结也意味着“一切成为过去”这种可惜现象,深层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李江民:国际项目在地方得不到可持续发展有一些客观上的原因。比如,硬件设备普及率低,难以适应教师全员培训的需求;承担培训指导的部分教师没有达到“技高一筹,先知于人”的水平;专职的技术骨干教师队伍不稳定,现有的指导教师都有教学任务,工作负担重,疲于应付;设备耗材费用、电费等成本高,学校经费支持有困难;山区小学教师编制紧缺,工作任务大,参加校本培训的时间有限等。

  李瑾瑜:国际教育扶贫项目对贫困地区教育的发展的意义,从更为长远的角度来看,就是项目要通过示范、带动、影响、辐射等作用方式获得推动贫困地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许多国际教育援助项目为了可持续性而不断努力但又不断被其所困扰。面对项目的可持续性问题,许多人把希望寄托于资金的继续注入和行政力量的继续推动,而忽略了其他更多更深层面的因素。仔细分析,影响国际教育扶贫项目的实质性的因素主要有:

  国际教育项目的结束,同时意味着项目执行和操作所具有的“本原性条件”也随之部分或完全消失,尤其是人力、资金、行政、制度等不再和项目执行期间一样具有强大的支持力。因此,无论从项目持续执行的进度,还是项目推行的力度,都会相应有所减弱。特别是,国际教育扶贫项目的可持续性受到来自贫困地区“资金依赖”效应的影响。在许多时候,获得资金投入是许多贫困地区执行项目的重要动力。一旦项目结束,意味着获得资金投入机会的失去,项目的受援者持续项目的积极性也就会受到影响,可持续性会更成问题。

  国际教育扶贫项目可持续性的核心基础是当地人和当事人的人力开发和能力建设所实现的程度。一方面,人力开发和能力建设是较为艰巨的过程,每个国际教育扶贫项目执行的周期最长一般为3至5年,执行最短的也可能一年或几个月,尤其对涉及面较大,关注内容较多的项目,能顾及到人力开发与能力建设的时间并不长。另一方面,当地人和当事人的人力开发与能力建设由于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存在程度上的差异与不平衡,所以,项目的可持续性很难广泛全面地得以实现。

  国际教育扶贫项目在实施中,一般都将方法、技能和操作技术作为切入点或突破口,并通过这些方面的行动承载、渗透、转换相应的教育教学新理念。要将发达国家有效的、新的教育教学方法、技能、技术和理念引入中国贫困地区教育教学实践中,其实是在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在项目实施或执行中有来自国际国内的专业力量的支持和推动,也有许多行政、管理、环境、条件作为保障。当这一切随着项目的结束而缺失时,国际的观念和方法与本土的实践和行动很容易形成“两张皮”而不能得到较为持久的保持。

  关注国际教育扶贫项目的可持续性,不只是项目本身“复制式”的再模仿和再延续,而是结合本土实际的再发展与再创新


  记者:应该如何认识国际教育扶贫项目的可持续性与地方教育发展的关系?

  李瑾瑜:关注国际教育扶贫项目的可持续性问题,应当充分考虑其艰巨性和复杂性,把握各种影响因素,寻找相应的对策。更要充分认识到,国际教育扶贫项目的可持续性,在其本真含义上,不只是项目本身“复制式”的再模仿和再延续,而是结合本土实际的再发展与再创新。这是具有非常大的挑战性的,通常人们对这种挑战性估计不足。因此,在国际教育扶贫项目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设计上不宜“贪大求全”,在对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期望上也不宜追求“遍地开花”。不妨考虑项目受益者中的“优者”可持续发展,也可考虑项目执行内容中的某个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特别关键的是,要让项目的前期受益者同时又成为项目后续的贡献者,这中间有许多问题在项目设计和实施中就要给予及时的关注和研究,而不是在项目结束时才为了“可持续性”而考虑。要在项目的执行中积极吸收项目受益地的本土专业力量参与,在参与中培育其“种子”能力,再辅以行政、制度和经费的缓冲性支援,国际教育扶贫项目的可持续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